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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灾中一贫如洗的中年大叔,佛系创业飞进全球富豪榜

时间: 2020-03-26 11:18:02        来源:

“灾难是上天给你的礼物。”

文丨华商韬略出品人 毕亚军

1987年10月19日,纽约股市一开盘,道·琼斯指数便断崖式下跌,最终当日跌幅高达22.62%,相当于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八分之一的财富在短短数小时蒸发。

已将所有财富投到股市的杜纪川和孙大卫,因此走到一贫如洗的边缘。

119.54亿美元,72.17%的全球市场占有率。

这是全球最大独立内存企业金士顿(Kingston)2018年的经营业绩,排名第二的世迈(SMART Modular),营收还不到它的零头,只有区区8.39亿美元。

至此,金士顿已连续16年稳坐全球行业第一。而它的两位老板,也长期被评以近500亿人民币的净资产,位居全球超级富豪之列。

能在日新月异的高科技世界连续当16年的老大已是殊为不易,金士顿不单坐稳了龙头地位,还越来越独领风骚地霸占着市场,这让它显得十分的特别。

但它的特别远远不只是经营业绩的卓越。

过去30来年,这家隐匿在聚光灯之外的科技常青树,以及他的主人,一直都在以与众不同的方式,获得着不可思议的成绩——

它至今只靠3000名员工,就操盘了遍布六大洲的百亿美金生意。按2018年营收折算,相当于每位员工的年均产值高达400万美元,而它是一件硬件产品公司。

更独特的是,它对员工的管理。

除了工厂生产线排程以及财务规划,金士顿从不采用MBA或现代管理手段去做包括KPI的考核与管理,被称为是一家没有“管理”的公司。

“尊重、忠诚、弹性、诚信、乐趣”……金士顿的两位老板,奉行这些看似与现代经营和科技世界风马牛不相及的价值观和文化,把公司和员工的关系塑造成家庭和家人关系。

上班不打卡,出差鼓励顺便旅游,周末组织到拉斯维加斯夜场开秀,没有KPI,鼓励每个人不辜负自己……别人相信制度和管理,他们相信天地良心,相信我对你好,你就会对我好。

他们的梦想是,“我在天桥上抽着烟,也有人给公司赚钱。”他们认为,只要选对了人,只要能真诚地相信员工,实诚地对员工好,员工就能让他们梦想成真。

杜:在我的记忆里,我总是觉得1987年10月19日那一天才是金士顿真正的诞生日。没有这个节点的出现,我们就不会重起炉灶,后面的故事就不同了。

“我们是资本主义下的共产主义人。”

这让他们屡屡被各类媒体及机构评为“最佳雇主”,但也曾被深深地质疑。

公司规模尚小时,《洛杉矶时报》一位记者见识过他们的“无为而治”后,曾警告:你们现在可以这样管,等做到2亿美元就不行了。

后来,金士顿做到了2亿美元,这位记者再次来到公司,发现公司的管理依然没有变化,又改口继续警告:这种方式一定做不到10亿美元。

“现在我们每年营收超过65亿美元了,但还是在这样管理。”后来,他们这样告诉这位记者。这位记者则感叹,全世界也不会有其他人敢像他们这样做生意。

他们对待伙伴的态度也是传奇。

1996年8月,孙正义的软银头脑发热要进军硬件产业,以15亿美元收购了金士顿80%的股份。付出11亿多美元后,手头紧的孙正义向公司两位创始人求援,而这两位创始人竟然一分钟内决定:剩下的3亿多美元,不要了。

一来一去,当初便宜了孙正义3亿多美元的两位老板,白白赚了孙正义将近7亿美元。

这两位老板,就是1987年股灾中倾家荡产的杜纪川和孙大卫。

股灾之前,他们已在硅谷成功地创办过一家公司,但因人生目标相当佛系,所以卖掉公司,把各自分到的100多万美金,甚至还融资来一些钱,全权交给股票经纪人去做投资,开始了安逸闲淡的生活。

几乎瞬间一贫如洗后,已经40多岁的他们相约出来喝咖啡,相互安慰、鼓励,最后决定重头再来,并用翻箱倒柜凑过的2000多美元成立了金士顿。

在我后来对杜纪川的访问中,他曾回忆金士顿创立前,他与杜纪川开车四处求援时的一个情形:开车经过海边时,夕阳西下,日落美景,我们把停车下来,沉默良久之后,几乎不约而同地对着大海与落日喊道:

总有一天我们还会赚回来!

以下为华商韬略曾对金士顿创始人:杜纪川的独家访问(摘要)】

问:是什么支持金士顿持续高增长?

杜:一直以来,我们努力于不断“突破”自己。我们从未用守成的思维来思考业务和发展,总是强调进取,强调朝前看,强调竭尽所能去把握新机会。

我们一向坚持独特且吸引人的企业文化,持续投入科技创新,让同事始终拥有最宽松的工作环境,去发展最高质量、最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,并得到最好的工作回报。这也是我们能够持续团结一致,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。

问:你在德国留学,怎么去了美国?

:我不算是一个好学生。中学在台湾念师大附中,因“外务”太多、逃学也多,而被退学。我并不是不喜欢念书,只是觉得生活不应只专注在书本堆中。也因为这样,我的家人决定送我到德国,让我自己去闯世界。

德国念完书之后,我决定到美国发展。说来有意思的是,我在德国攻读电机工程专业,但到美国却做了房地产销售的工作,并非一开始就踏上高科技之路。

我一贯的作风是,从容易做的事情做起并且做好。当时的环境是,找房地产销售工作比较容易并且能挣钱,而做高科技或者工程师则困难一些。

问:你和孙大卫怎样开始的创业?

:我做房地产销售的时候认识了孙大卫。

他在一家公司做硬件工程师。他常常和我说:一块主机板卖2000美元,但成本只有200美元,实在是很赚钱!我很羡慕这个生意有这么高的利润,这么好挣钱,于是想到一个主意:可不可以我们合作,他设计主机板,我来销售?

我认为,只要他有信心做出好的主机板,我就有信心将主机板销售出去。

问:于是你们就干了?

:对,孙大卫同意了我的想法。我没有看错他(笑)。我把家中的车库当成公司办公室开始创业,成立了一家销售Work Station内存的公司。

我们两人都是工程师出身,没有制造、成本、销售等经验,但我们很大胆,还在摸索时期,就刊登广告招揽客户。两年之后,这家公司被一家计算机公司收购,我们两人各拿了100万美元。

这在当时算不小的成功,我们有些陶醉于这个成绩,把钱交给股票经纪人进行股票投资,开始了近乎退休的惬意生活,希望股票大赚,惬意到老。

问:股票投资的效果不好,所以转而做了金士顿?

:不是不好,是非常糟糕。1987年10月19日,美国股市一夕之间崩盘,我和孙大卫的积蓄化为乌有。

那天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。原本,我们已财务自由,但一夜之间一贫如洗。

一阵非常沉痛的沮丧后,我们决定重头来过。

我们看好当时的内存市场,决定继续创业。但再一次开始时,条件已非常艰难。我还记得,我们在家中抽屉里东翻西找也找不出来多少钱,最后还是在车库中找到差不多2000美元,于是就以那2000美元作为资本,创立了金士顿。

问:金士顿成立后发展顺利吗?你们采取了什么办法重新站起?

:人们都说,成功没有捷径。但我认为是有的。

成功的捷径就是懂得发现市场的潜在需求,懂得利用市场上已有的东西加上自己的东西去满足需求。这也是我们给金士顿找到的成功捷径。

我们看准了DRAM市场的潜力,大量低价买进DRAM颗粒,重新设计包装,然后再以模块方式销售出去。市场验证了我们的判断,DRAM大缺货,我们也就天时地利人和,很快做出很好的成绩。

问:1996年8月,日本软银以15亿美元收购金士顿80%的股份?你们为什么要卖公司?

:其实,我和孙大卫并不想卖给他们,但是他们十分坚决而且锲而不舍。我们两个人,应该说,都不是那种非要做出伟大成就的人,我们都热爱生活,不把工作当成人生的全部。软银让我们看到再次退休享受生活的机会。

另外,我们也在思考着,DRAM产业波动剧烈,公司规模日渐壮大,经营稍有不慎,怎么保障员工呢?软银那么有实力,又雄心壮志,让他们经营应该没错。所以就决定将公司交给日本软银经营。

问:这中间,你们还免掉了软银3.3亿美元的未付款,为何要这么大方?

:软银当时正努力扩张,运营资金比较紧张。交易过程中,他们对最后的3.3亿美元感到无力支付。于是向我们说明困难,并且提出延期支付的希望。

我和孙大卫认为,我们已经收到了10多亿美元,赚到足够多了,这3.3亿美元可以说是多出来的钱,不需要为这笔钱让对方受苦。

所以我们说,剩下的,我们不要了。

问:但1997年7月你们又以4.5亿美元把这个股份买了回来?

:是。这个过程充满戏剧化。

后来软银发现买下金士顿是个错误的决策。当时他们所投资的公司都是以网络公司为主,只有金士顿和另一家出版社与软银其它公司的属性差异甚大。

隔行如隔山,每当软银股价上涨时,这个问题也总是会被市场分析师提出来,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定义软银公司,因而也影响到估值。

这让他们十分头痛。但他们也不想将金士顿易手他人,只想我和孙大卫将金士顿买回来。被他们的诚意感动,我们也就答应了他们,重新把公司买回来。

对方也给了我们很优厚的价格:1年前我们用10多亿美元卖出去,现在只要不到5亿美元的价格就买回来,而公司在这期间的业绩还在增长。

问:免掉人家3亿多美元,一卖一买净赚了6亿多美元?很想知道,这几亿美金飘来飘去,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?

我们曾经一贫如洗过,然后又经历这样的财富起伏。大有一种“千金散尽还复来”的人生体验。这可能也是坚定我们价值观和管理文化的一个原因。

我和孙大卫从来不会为钱吵架,我们也不会只为钱而做事,我们很清楚人生中,还有很多东西是比钱财还重要的。

我们一直认为,在相比较之下,金钱是比较不重要的。

问:出售股份给软银的当年,你们把一亿美元分给员工,你也多次当选美国人心中的梦幻老板,请分享你对待员工,对待管理的心得?

:我们一向将员工视为一家人,而不是站在资方的角色去对待员工。

金士顿将员工视为一家人,我们一直都与大家共同分享利润,并以此作为对员工的感谢。我们一向相信快乐的工作环境是大家能够达到极佳工作绩效的关键,所以一直努力营造可以让员工快乐工作和享受工作的环境。

金士顿就像是个大家庭一样,所有的员工对于这个“家”都能有着一份归属感。在这里,任何问题都能够商量、讨论、以及分享。

我们和供货商以及客户之间,也像亲人一样,互相帮忙和扶持,让商场上的尔虞我诈在我们这里看不到。

谈到员工管理,其实金士顿的“以人为本”管理方式是没有跨国或是跨文化的区别的。举个例来说,我们在欧洲的员工,有25种国籍,我到欧洲出差时,大家一同吃饭或是闲话家常,都是一样的,不会有不同的相处方式。

关心员工是不会因为国籍或是地区不同而有差别的。

不过呢,因为文化差异,我们与各地员工间的管理方式还是会依文化差异而作调整,这样才能够做到充分了解员工需求,尽量满足员工需求。

问:你和孙大卫是公认的黄金组合,你们之间有没有出现过危机?

:我和孙大卫是彼此信任及尊重。

我们对彼此的信任维系了我们几十年的关系。尤其是我们的患难之情,让我们不会为了钱吵架。但我们会为了idea(主意)吵架。

遇到了分歧,我们会平下心来,想一想,再进行沟通,交换想法,然后达成共识,不会有吵到面红耳赤的情况。

我和孙大卫都很幸运,能有今天这样还算满意的成就。我们认为创业伙伴的关系就像夫妻,要看对方的优点,而不是挑缺点,尤其是两人之间不能过于计较,不能去计算谁贡献多、谁贡献少,这样合作才能长长久久。

问:在你记忆里,你过得最艰难的是哪一段岁月?对你产生怎样的影响?

:留学德国时,我一句德文都听不懂,再加上当时的德国很排外的,因而内心非常惆怅,感觉好像被孤立。那时,我还在亲戚经营的中国餐馆打工,常常会受到客人的冷嘲热讽。在那段岁月中,我体会到人情冷暖。但它最终带给我正面的力量,让我日后懂得如何应付各项挑战和挫折。

问:你现在的日常作息怎么样安排,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呢?

:我的工作时间表经常排得满满的,工作之余喜欢打篮球,也喜欢打鼓。

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,就与同学合组了热门音乐团(Band),这可能是台湾最早的学生乐团吧!也因为对于西洋音乐有着不可言谕的喜爱,现在,我和一群喜爱音乐的朋友们组成了“加州梦幻大乐团”,我负责打架子鼓。我们经常会在华人小区的慈善筹款会义务演出。

问:现在,您怎么看股灾中一无所有的经历?

公司200来号人时,他们就拿出1亿美元来分,公司持续壮大,他们就持续分,至今已拿出超过5亿美元给员工买房,两位老板还随时激情奖励,并且自我标榜:

1987年,我已46岁了。一个46岁的人,从百万富翁跌落到生活开支都有问题,甚至还有负债,然后两手空空重新开始,这并不容易。

我也一度非常绝望。很庆幸的是,我没有一直沮丧下去,而是选择了重新开始。现在回头看,我得感谢那场灾难。

46岁让我一贫如洗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,否则,我们就不会被逼无奈,继而创造出今天的金士顿。所以,我总是鼓励那些遇到困难的人:

无论多么困难,都要相信自己,不要放弃,要朝前看。要把低谷当成是开创人生新高峰的转折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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